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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中间物——二、三十年代之交革命与恋爱 | |||||
| 作者：孙志军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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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历史的中间物——二、三十年代之交革命与恋爱》关键词：论文 如果我们在考察此期的革命恋爱叙事时，抱持一个宽容的心态，对这些过往的作品最明显的瑕疵都能予以了解的同情，那么，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行为，这些小说将能引起我们有价值的思考。读这些小说，我们应对以下问题予以三思：革命与恋爱在此期不同作家的创作中一再出现是否因为它们正是人生的一部分？在动荡的年代里混乱而强烈的感情诉求，同激昂而困惑的革命情绪有怎样的互动？爱情地位在精神世界里的急剧消长呼应了怎样的时代主题？五四以来在爱情中所体现的自我精神此期有怎样的发展变化？解决所有问题非本文所能，本文下面只选择此期革命恋爱叙事中三个基本类型，分析其中的恋爱存在形态，以及隐藏其间的时代主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我精神的变化。 抗辩的声音 五四大部分涉及爱情问题的作品有两个是普遍的时代主题：一则是表达爱非所爱的痛苦；一则是展现为了爱与传统势力的勇敢抗争。从这两类作品里，我们无一例外地发现爱情是人物精神世界里最牢固的信念，他们充满自信地将爱情作为个性自由的利器，愤怒地刺向旧道德旧伦理。他们把维护爱情的崇高当作自已神圣的义务，有时甚至把对爱情的追求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是郁达夫的《沉沦》，小说里的人物大声宣称：“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与郁达夫这种唯情主义相唱和的还有包括郭沫若、徐志摩在内的一大批男作家。此期的女作家尽管在整体上更多于表现凄美的爱情心理和境遇，但在爱情观念上也表现出不让须眉的豪气，像丁玲、冯沅君、陈衡哲等人就在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大胆的、富有叛逆求爱精神。 五四时期的爱情是否算得上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关于它的社会认同，我们看到在五四时期恋爱被视作一种违抗和真诚的行为，是敢于冲破伪善社会种种人为约束，寻求自我利益申诉空间的行为。20世纪20年代盛行一时的真善美新信念的三位一体论，正如徐志摩及早期创造社人所解释的那样，也免不了要受恋爱的主宰精神的激励和熏陶。可以说爱情确实被五四时期的人们置放到了一个至高的位置上 与五四时期充满自信的爱情至上观念相比，此期的爱情观念已有很大的改变。此期的部分小说表现了对爱情的一种恐惧，主体对爱情是矛盾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抗辩的声音。一面讴歌纯真的爱情，一面又将它视为“孽”“魔”。爱情是天使还是恶魔，这是内心一个最常见的辩驳声音。爱情在道德上显现出模棱意义，在政治上也就因此兼具正邪两极的潜能。爱情一方面被视为精神自由的神圣象征，被公推为伦常礼数的劲敌革命斗争的动力；一方面又被视为沉迷肉体自私自利的可耻行径，被指斥为欲乐享受的源头革命斗争的阻力。爱情在政治上的两极潜能又引来了另一重辩驳声音，是要革命还是要爱情。 戴平万的中篇《前夜》用极简单的方式展现了还未曾充分展开的辩驳。“我”先后迷恋着活泼浪漫的李若嫣和羸弱孤高的董素因，尽管朋友们一再劝说“我”“去做新社会的勇敢的创造者”，但“我”还在爱神的微笑中沉浸在浪漫的梦幻世界里。其后“我”随着这两个女人一嫁一死而从爱情的梦幻中醒来，并让一本书中点燃了身上的革命精神，这才意识到“现在不是恋爱时代了！个人主义破产了！”小说用细腻柔婉的笔调写出了置身爱情的千万种感受，又用急峻粗砺的言语作出疏离爱情的表白，革命与爱情的较量以爱情的提前失败为结局。《前夜》还是有些类似于传统中国小说，主体让革命与恋爱在不同时期发出单音独白，不太象是辩驳，倒象是各自作出的针锋相对的讲演 现实生活中革命与爱情两者绝非简单地相互否定，而是你来我往，呈现出复杂的辩证状态。巴金的中篇《灭亡》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心灵冲突悲壮景观。主人公杜大心遇到爱的天使李静淑，经过一段思想交锋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暗暗爱上了李，但他却自责不该产生这样的念头，他立誓要牺牲个人幸福来拯救人类，他觉得不应把有限的精力分到男女的爱情上。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要数丁玲的《韦护》,这篇以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悲剧为创作蓝本的小说，通过人物心理、命运安排及叙述细节揭示了作为恋爱的人和作为革命的人之间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在，恋爱的人不断在爱情生活中看出革命的侵扰，革命的人又不断在革命中重燃爱情的渴求。这才是最当时人们最真实的生命状态。处于革命恋爱矛盾中的韦护一方面要摧毁浪漫爱情难以抗拒的诡秘力量，而内心又不断地间接地肯定这爱情无所不在的威力。小说用相当的篇幅写韦护的痛苦、烦躁、自责、犹疑的心理，藉此突出了抉择的艰难，更显示了爱情积极性与消极性之间的界限在任何层次上都不易厘清。 研读此期的革命恋爱叙事，可以发现，其中爱情虽然还拥有着特殊的心理和生理体验，但它的意义早已扩展，不是局限在用来指称两性之间心灵和肉体的呼应重叠。爱情代表了一种浪漫的生活精神，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它被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义，被不断地转译成某种政治意义和目的。这是易于理解的，在风雨飘摇的时日里，既然一个民族生命的延续有赖于全体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个体奉献，那么，追求一种自我升华的政治感，就不能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冲动。在这种基本冲动中，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持原始面目的，从来都位于个人领域与公共空间交界处的爱情当然不能例外。 依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就有理由说，爱情在个人生活中地位的急剧消长反映了公众领域的时代命题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动荡不安。因此在考察爱情存在状态时，我可以忽略爱情/欲望实现的内容，而应特别关注促使爱情朝某一方面构筑发展空间的意理结构。因为这个结构重新组合了个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并使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得以浮现。那么这个意理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集体精神对个人主义的否决，现实精神对浪漫情怀的替代。关于前者，已有学者作了很有见地的研究，下面我主要从现实精神与浪漫情怀的转型冲突上，对此类革命恋爱叙事作出一种解释。 众所周知革命恋爱叙事兴起在政治风气改变的背景下，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爱情似乎已变成不负责任的过去世界的历久犹存的痕迹。按丁玲看来，浪漫世界已趋过时，一个务实的战斗的世界正在招唤着觉醒的民族知识分子[3]。而满身傲骨沉着冷静的诗人朱自清也在1928年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是逃避。[4]”作为《韦护》的生活原型，瞿秋白早在1921年12月就说：“咦！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的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裁制。……假使有人在此中能兼有并存两派而努力进取，中国文化上未始不受万一的功劳。[5]”而在他遇难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中他又一次审视了自己身上这两种精神的冲突。这不能不让人三思。丁玲写《韦护》原来打算“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她一直想探讨他们恋爱悲剧的原因，但丁玲对此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她说小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的力量所达不到的。”写成后的小说让丁玲不无遗憾地觉得：“陷入了光赤式的革命与恋爱的阱里去了”[6]。那么，丁玲当时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回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爱情、肖邦、屠格涅夫等构成了韦护生活中的浪漫领域，放达浪漫的易嘉是这个领域中最强大的吸引力量，而具体的革命事业则是他生活中的现实领域，血雨腥风的时日里，谁能自由地跨越这两个领域呢？在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丁玲没写出来的就是造成跨越障碍的那种深层原因呢？ 可以这样说，现实精神与浪漫情怀的冲突始终内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只是因为有时一方力量占据很大优势导致了对另一方的忽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重视从精神层面表达关切社会的情怀，具有空蹈性和浪漫性，1925年梁实秋留下了一代名文《中国浪漫主义之趋势》，很能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而此期，革命以前所未有现实性和严酷性呈现在知识分子面前，而这群成长于五四的一代知识，已经不同程度地内化了五四时代的浪漫精神，现在，他们面临对革命所代表的现实精神进行内化的新课题。这就要求对浪漫精神进行重新价值定位。浪漫精神可给革命运动提供了要克服那些似乎难以抵抗的客观束缚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然而浪漫精神所包含的个人主义因素，却又允许个体为超凡脱俗和神秘心灵远离现实，这种潜在的自我放纵与颓废倾向，终将会把个体从革命道路上拉回去，甚至于在革命的浪潮中呈现出反革命的嫌疑。这就是革命与爱情产生激烈争辩的原因。它也可以用以回答为什么二三十年之交在创作方法上对浪漫主义的整体排斥。 界定的爱情 革命是现实而残酷的，生动的人际关系确实会因此而不幸丧失，这是革命时代最常见的日常悲剧。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一种理由，用以解释为什么对革命的虔诚导致了个人情感的完全泯灭。革命与爱情、个人情感和社会承诺并不总处于一种尖锐的对抗中，人们总能找到使它们和谐相处的办法。 重新界定爱情的意义，重新建构爱情的心理，重新开始爱情的实践，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爱情纳入了一个新的空间。在革命恋爱叙事文本中，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作者都通过对爱情生活的处理混淆了国家大事与风花雪月，但我们确实有理由说，爱情这种关系，已经将公众与私人两个领域融入一问题重重的新空间。我们发现这些小说也在描绘理想中的爱情，并将之作为两性之间浪漫关系的基础，但这些纸上的也可能同时是现实中的“理想”爱情，其构成因素早已由公众话语设定。 从爱情对象的选择上来观看这个问题，是比较直接的。人们只记得张资平对三角恋爱模式的滥用以及鲁迅用“△”给予他的嘲讽，其实这种恋爱模式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相当流行，甚至茅盾都是个中高手。但显而易见的不同在于，张资平乐于把三角恋爱处理成一个力比多文本，而茅盾和蒋光慈则更多是在那些三角关系中注入政治的因素。茅盾的《幻灭》、《动摇》、《色盲》、《诗与散文》、《虹》、《三人行》等作品里，我们屡屡看到他对这种模式的娴熟运用。如果说在《动摇》中孙舞阳与陆梅丽之间最主要的差异是在文化方面，那么到了《虹》中梅行素先后卷入了两组三角恋爱，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坚定沉着的革命者梁刚夫，另一个是卑劣奸滑的醒狮社成员李无忌，梅行素在面对这两个男人时，决定她取舍态度的已不是这两个男人文化品质上的差异，而是政治立场的区别。当梅行素被梁刚夫深深吸引时，我们决不能认为让她不能自己的只是性的魅力，实际上，更多的原因是，她对梁刚夫所持的革命信念和立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三角结构。王曼英在大革命失败后流落上海，在困窘中遇到革命叛徒柳遇春，酒后失身，并“自甘堕落”。 曾经没有得到她青睐的李尚志出现了，她的生活也随之出现了转机，她被李尚志所持有的政治信仰征服了。在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里，情场角逐被很自然地转化为政治竞争。素裳爱上施洵白并在他殉难后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决裂去继承爱人的遗志。绝对不只以上的数个作品运用了三角恋爱模式，在革命爱情叙事中它被大量运用，出现这种情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突出爱情选择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即革命立场，所起的重要作用。依照阿英的说法，蒋光慈的《野祭》[1927]是最早将“恋爱与革命”的冲突作为表现主题的作品[7]。小说写了革命文学家陈季侠与章淑君、郑玉弦两个女性情感故事，也是一个明晰的三角结构。章淑君爱上陈季侠，革命是一个促进性因素，而这个过程中，最诡秘的地方在于，陈不是以具体革命的革命行为吸引了章，而是以革命者这个身份吸引了她。后来陈和郑的恋爱没能经受革命危险的考验，革命加快了他们之间爱情的脆弱性的暴露。当陈重新审视他和章之间的关系时，他发现作为革命者的章才是爱他和值得他爱的人，而章不幸牺牲又使得他陷入了无尽的忏悔和自责之中。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爱情被革命的几度规范。 革命不仅设定了爱者和被爱者相互吸引的政治因素，它还能影响人们的爱情心理。方罗兰是茅盾小说《动摇》中的一个人物，表面上看来他的爱情和革命生活分属于不同的世界，爱情很少介入社会变革的风浪，而实质上回荡在人物内心的情感波涛，无不与时代的潮流融汇沟通。我们透过孙＼方爱情生活的折光，可以洞见爱情以外的许多事物。方罗兰动摇中的爱情和革命中的动摇构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互证，茅盾对此还有这样的夫子自道：“他和太太同样认不清这时代的性质，然而他现充着党部的要人，他不能不对付着过去，于是他的思想行动就显得很动摇了。不但在党务在民众运动上，并且在恋爱上，他也是动摇的。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必象屠格涅夫那样要用恋爱来暗示；但描写《动摇》中的代表的方罗兰之无往而不动摇，那么，他和孙舞阳恋爱这一段描写大概不是闲文了。”此外，对于优柔寡断的方罗兰而言，孙舞阳的热情、果断、有主见正是他心中所渴念的力量，这种爱情心理泄露了他某种政治心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生的需要。巴金的《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动摇》的延伸，即动摇者不再动摇。小说中的李佩珠是一个理想人物，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把偏激换着稳健，把变态的情绪换着明朗的心境。她心理健全平衡，与吴仁民相爱，又确信“这爱情只会增加我的勇气的”。巴金说，“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8]”这个信仰就是革命的信仰，它拯救了迷茫的爱情 被规范的爱情会有幸福吗？爱情是否在规范中黯然神伤？如果不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个时代的爱情，我们就应当承认革命时代里也有一些神采飞扬的爱情。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里，革命，爱情，前途，这样一类的关键词，往往被捆在了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时代的浪漫想象。在20、30年代之交的革命恋爱叙事里，革命与爱情在经历了短暂冲突之后，爱情接受了革命的规范，但它同时又在新的空间里描述一个个新的乌托邦。 乌托邦新述 在五四时代，爱情的乌托邦特质受到了时代思潮的鼓励。而在此期革命成为时代的轴心观念，爱情的至上位置已经丧失，即便如此，在这新的文化语境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部分作品对爱情乌托邦的重构。我们看到，这些小说作者，出于对既往精神图腾不能割舍的崇拜，在小说中充当理想家的角色，为那些在他人看来只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爱情努力争取合法地位；同时，出于现实需要他们又对爱情乌托邦进行了重新符码化。 《流亡》是洪灵菲的成名作，小说融合自传经验、社会批评、政治理想以及掩映其下的传奇幻想和自我矛盾，具有十足的文学史意义。小说开篇第一章就展现了主人公沈之菲和黄曼曼在流亡之夜举行的浪漫婚礼，革命与爱情在主人公的主观激情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小说在发展中不断强化这种浪漫心理，在动荡不安的革命生活里他们领略两性同居的人间意趣，在前途堪忧之际他们礼赞混乱而强烈的感情诉求。生命在充满激情的瞬间显示了意义，激情也就成为了革命与爱情理所当然的粘合剂。沈之菲把不能恋爱往前推了一步，即为了能恋爱是要革命的：“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把生命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真是多么有意义啊！”，“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到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洪灵菲的另一个作品《前线》可以说与《流亡》展现了同样的爱情心理。主人公霍之远被旧式婚姻折磨得失去了把自己生活意义的能力，他只能用放荡的生活掩盖自己心灵的不安，后来他遇到林妙婵，几经周折，终于从悲哀中突出，发现了革命与爱情正在赋予生活以意义。因而在纪念两人的爱情照片背面他这样地表述心志：“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霍之远终于捕捉到了他分裂人性的内在统一性，恋爱对他而言意味着挣脱封建礼教的藤葛、抗拒昨天的痛苦，而革命对他而言，则意味着现实选择和寻找明天的出路，它们都关系着他今天的幸福。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提供了一个革命与爱情二者得兼的故事。白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刘希坚则已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都希望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革命信念。浪漫的爱情中间横置着信仰的隔痕，成熟的爱情显然在期待着共同的政治信仰。后来，革命实践和刘希坚的帮助淘汰了白华的信仰，爱情终于有了坚实的信仰支点。在这篇小说里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刘希坚在张小姐和白华之间能够本着自己内心的需要选择爱人，张小姐的革命立场并没有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形成优势，革命没有在个人的爱情选择中露出武断的面孔。 爱情乌托邦新述不仅表现为一种比翼齐飞的爱情理想，在此期的小说里，还有一个常见的处理策略是赋予爱情以伟力，也就是说要让人在革命中看到爱情的神奇作用。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阳翰生的《地泉》在“革命+爱情”的框套中，构撰了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洵白和素裳无所顾忌的爱情，以及素裳一往无前的心灵转变，都涂抹着理想主义的浓墨重彩。而林怀秋则凭着恋爱的推动力由堕落的海派文人突变为传奇的英雄。爱情心理及政治理想在此相互增删，汇集一极具浪漫色彩的传奇，而这一传奇的真确性终又受到质疑而瓦解，并因此显露出乌托邦的特质。这种明显存在罅隙的浪漫幻想在此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确转型期的人们的一个幻想。叙述者游移于革命和爱情所代表的广场间，企图包容彼此间的矛盾，却终究更无奈地泄露其破绽间隙。 此期的爱情叙事，我们至少可以从上述两个层面看到它对五四以来的爱情理想的小心延展，它保留了五四以来心心相印、热烈真诚、自由合理、崇高伟大等爱情理想。然而时代的发展也给这种爱情理想注入了新的因素，爱情中还有其它力量的扩展和运行。在这些小说中，真诚而强烈的爱情诉求虽然还被目为精神世界里的支柱力量，但它已经不是唯一的最强大的力量，要承认爱情的力量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要首先肯定革命的召唤功能和领导地位。因而，我们就看到了，在《流亡》里沈之菲要说，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有爱情；在《前线》我们则看到“为革命而变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的表白；而在《光明在我们前面》等篇章则以不同的情节表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爱情的价值就在于它促进了革命意识的觉醒和革命行动的开展。这就是此期乌托邦新述一个最显著的、切合着时代脉搏的特点。 自我的沉浮 撇开那些貌似激进实则陈腐不堪的爱情观念不论，五四时期那些充满个性自由的爱情是很美的，但它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评价这类爱情再合适不过：“从各方面看，这种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但是这种浪漫型的爱情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内容方面它缺乏自在自为的（绝对）普遍性。它只是个别主体的私人情感，其中不包含人类生存中的永恒旨趣和客观内容意蕴，例如家庭、政治目的、祖国、职业、社会地位、自由和宗教等方面的责任。[9]”其实，鲁迅和茅盾很早就从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里，看出此期自我精神的普遍弱点。鲁迅说这些小说“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10]”而沈雁冰发表于1921年的《社会背景与创作》也慨叹当时恋爱小说气魄太小[11]。这些爱情中所体现出的自我解放的观念，因为缺少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前提的联系，很象是浪漫主义的空谈，在遇到复杂的生活现实时，它的局限性就很快暴露出来。鲁迅写于1925年的《伤逝》，写的是一个爱情悲剧，但它更是对站在个人立场上谋求自我实现的一次深刻的否定。 由于革命精神的强势介入，此期爱情观念和实际遭遇都发生了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精神在此期发生了改变。 首要的变化在于主体把爱情从“个别主体的私人情感”的狭隘意义上解放出来，把它融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中，并且意识到积极地投入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获得真正崇高的感情。主体把个人感情同献身社会的热情完全统一起来的时候，爱情就获得了最为理想的境界，彻底摆脱爱情观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不仅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看成自己应尽的义务，而且把这视作实现自身幸福的绝对必要的前提。这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境界。 这个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有缺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比较偏激的自我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匡正。这些不成熟的小说帮助人们发现：真正的主体性不是一种孤立的自我，真我的发展不同于私我的扩张。主体在日益拓展和深化的价值水平展现自身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这些价值是志趣相投的道德个体所共有的。 于是对内在精神的寻求和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之间的表面冲突，已被消解了。就连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也获得了大不相同的意义。在儒家思想的孟子传统中，内在性意味着一种体验到的人的价值，一种对善的个人认识。但是，要说人内在的仁义道德感的成熟并不导致对社会福利的日益热情的关心，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对自我的成熟的真正威胁正是自私。自我的自私化，用孟子的话来说，是小体挫败了大体。 革命使爱情走向了远比“小悲欢”开阔的“大世界”，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武断地说主体的自我意识因为融入了使命感而具有了更坚固的支撑点。实际上，在此期的“革命爱情”叙事中，我们又看到了危及自我意识健康发展的另一层危机。 自我在与其它存在结构交往的过程中，除了扩展了活动空间和价值构成外，在革命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中还会发生了什么？翻阅此期的表现革命与恋爱的小说，我们发现，革命成为了一种神圣的富于感召性的符号，它能够赋予爱情的意义，并决定它的整体形态。起初被视为扩展中的自我，一个能获主体能动的中心，在预期中它应该能动地调整和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应该取得积极的发展。现在，自我却提高对于驯服屈从的重视。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和谐化了，但不是互惠和相互启发的结果，而堕落成为对权威的消极服从。关系渐渐变得等级化，甚至变得缺乏理性。自我非但没有发展成长，反而退却到了没有尊严的自贬身价。群体的参与不再意味着人性的扩充和深化。相反，它却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大团体中消极成员，并且为政治化意识形态而牺牲我们自己。此期的革命恋爱叙事中蕴含的危机在日后的发展中变得难以控制。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图存是民族的共同利益，个人的情感需求被减缩到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让每一个人健康幸福有爱地生活在这世界上，是革命传达给人们的需要落实的目标和理想，的确，理想的政治行为应该为个人修养提供创造性的，滋润性的，支持性的环境。但实事不同想象那么简单。革命是个高度政治化的观念，容易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抑制个人的发展，把既不能受到充分理解又不能内在化的政治要求/标准强加诸人，那么，这种要求/标准便会具有反常的性质，它导致理想成为政治化的物质。把革命作为一种权力的中心，它导致人们把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事物置于边缘，甚至予以抨击。 结 语 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家与社会的精神联系也越来越矜持，蒋光慈等人对连接文学与政治理念的热衷以对献身革命行动的向往，我们也越来越缺乏体验性的了解了。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的小说只当作工艺品来品评来指责，而不去思考他们粗朴的原声中飞扬的灵魂，以及其中闪烁的“幻影”。我们也习惯于对这些因为意识形态交错而产生诸多裂隙的“作品”， 从政治历史角度来嘲讽它们的极其单纯幼稚的革命理念。可是，这样做时我们实已错过“文学”作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象征性社会行动的意义。如何在历史与虚构、欲望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等传统二元领域间，寻找相互交会龃龉的界面，从而引出此起彼落的抗辩交谈声音，也许是我们应努力的方向。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说，革命叙述、爱情叙述、革命小说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象征行动，它不一定圆满，但一定能启示我们、与我们对话，激荡出更丰富的叙述可能。 注释： [1] 朱晓进对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可参阅《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2] 荒煤：《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人民文学》1980年第3期。 [3] 转引李鸥梵《浪漫一代》。 [4] 同上 [5] 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70页。 [6]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丁玲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 [7] 钱杏邨：《野祭》，《太阳月刊》1928年第2 期。 [8] 巴金：《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巴金选集》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6页。 [9]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2页。 [10]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42页。 [11]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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