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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共和国的精神脐带——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溯源            【字体：小 大】
延安：共和国的精神脐带——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溯源
作者：刘超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3    
本文《延安：共和国的精神脐带——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溯源》关键词：论文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此言颇有蕴涵。正着来看是提示了历史延展的当下性；逆着思来，则指认着现实的历史渊源。

　　就此说来，历史是现实的脐带。对现实的解读，自然可回溯既往。藉史鉴今，读史明智。

　　共和国史大略涵概了廿世纪后半叶，那么，其历史就与此前历史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廿世纪前半叶关系尤深。

　　廿世纪前半叶有两个基本的历史纽带，精神源泉（密仪/气场），一为“五四”时期，一为延安时期。前者始于一十年代终于二十年代，后者始于三十年代止于四十年代。从线性的历史脉络初看来，中间有十余年历史间隔，二者似乎各无相干。但究其内里，实乃是关系甚深的。其内在的勾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细言之，则是“五四”时期，一部分初具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化人和学生活动家，转战西北，开始大规模地汇聚于延安（或散布与周遍乡镇及其他根据地）。我们党开始在延安局部执政，将其政治理念付诸政治实践，并为此后在共和国执政积累经验和治国素质。

　　显然，“五四”时期具有共产主义信仰者并不是文化人的全部，而延安人基本上都具有较为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延安政权基本模溯了共和国的雏形，无论是在人事脉络、执政理念、政治风格、文化模式还是在经济体制上。因此，就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影响深广而言，后者显然要远胜前者。这在人事上的表征，就是五四时期二十来岁的一批共产主义者，经过延安的筚路蓝缕，在三十年后多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因此，对共和国历史的理解，无疑可以从延安时期略加考量。就精神文化层面而言，这一点亦然。

　　在检视这一点时，须对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文化生态的割据有一基本了解。

　　应当说，在抗战期间，国统区的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均有其优势，高校的数量质量、文化人的数量也要远胜于陕甘宁边区。前者拥有108所正规高校，1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文化人，特别是首屈一指的西南联大，更是名家荟萃大师如云，是自由主义者家园，且其学生亦多有建树。事实上，国统区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亦抱持着与联大学人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立场和理念。一般地说，他们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接续着自由主义阵营的谱系。他们主要集中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此前亦有武汉、长沙）等城市。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昆明知识分子（不同于文化人）。

　　抗战时期，延安文化事业大为发展，各级各类院校亦迅即剧增。延安由一边地小州府而为北中国的文化重镇。但因客观条件之限，其与大后方仍有差距。及至1940年代初延安文化最繁荣时，亦仅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2正规高校则根本没有。据初步统计，延安有知识文化人约4万，大概有百余位文科文化人（即知识分子，多数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与会者、旁听者），3而这个数量，大抵与西南联大一校相近。而在国统区（不谈沦陷区），除联大之外，还有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等数十所知名高校（含公立、教会、私立大学）。4二者的悬殊不言而喻。易言之，昆明知识分子的阵营，在规模、学养上要远胜于延安知识分子。

　　只是，在回顾共和国史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共和国史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一样，是依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来设计和运作的。换言之，新中国文化生态，基本上是按延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来发展和运作的；延安出身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领导了、主导着共和国的文化走向，也影响着其政治运作；而不是相反。因此，延安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岗位分布，与大后方知识分子也就分殊迥然。

　　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路线、政策等文本层面，还是从人事安排、刊物酝酿、成果生产等运作层面，都可见出。

　　一般来说，延安先后有过二十多个干部学校，5三十七个文艺团体。6内中，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是延安最重要的文化单位，前者肩负着政治宣传的重任，中央研究院主要负责学术研究、马列经典著作的译介，而后者则主要培养文艺创作人才，特别是文艺干部。按说，在大后方精英教育模式下，一般的高校当以研究学术、培养学术（理论）人才为志，这与延安中央研究院最是接近。但后者基本上属于研究机构，并不承担教书育人的功能（类于中央编译局和未设研究生院之前的中国社科院），因此，事过境迁，其社会政治功能就弱了。相比而言，鲁艺略近于一般的文艺院校，既是研究，更重创作。因此，其毕业生在建国后分布在各个工作岗位。

　　有鉴于此，“鲁艺人”在共和国的任职和经历，基本上可以代表对延安知识分子生命轨迹。鲁艺历时八年（1938—1946），招收五届学生，共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系，另有研究机构和表演单位，学生共计685人，7外加教师（目前尚无公开的名录，据估计应为50—80人，其中部分是毕业生留校），总数当在750之内。鲁艺的规模在延安可能仅次于中央党校，就文艺师资来说，则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大后方堪为翘楚的西南联大，其规模远在鲁艺之上，师资在三四百之间，其中文科教师亦有百余人，近于整个延安的知识分子总量。联大八年（1938—1946），在校生规模一般维持在近三千，8人数几近十倍于鲁艺；毕业生亦远多于鲁艺。9

　　建国后，“鲁艺人”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也分布到了各级岗位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领导岗位。就教师群体而言，在来鲁艺之前，多有相当的教育背景，或略有家学，或出身大学，或曾经放洋，皆有相当素养，特别是普遍精通外语，具有清教式的革命气质。而他们多生于1901—1910年间，建国是多近不惑，正是身强力壮年富力强的好年岁，大多数分布在中级甚至高级领导岗位上，如周扬、萧三、何其芳（文学系）、沙可夫、张庚（戏剧系）、吕骥、贺绿汀（音乐系）、江丰、王朝闻（美术系）等都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对文教、宣传界的影响不言而喻。

　　鲁艺的学生多生于1920年前后，建国时年约而立，正是事业的起步阶段，因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人才奇缺，这批学子也被安排在响应的工作岗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教、宣传部门的中级岗位。在三十年后，文革刚结束时，亦是人才缺乏，所以，这批有着深厚革命资历、富有领导经验、有着深厚人脉的同志，且大多长寿，身体健旺，又走上了更高的工作岗位上，对文教、文宣、新闻战线发挥了更其深远的作用。这一队伍极为庞大，比如文学系的贺敬之、冯牧、穆青等，都属于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负责文学新闻、舆论宣传等口；戏剧系的马可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而吴晓邦则是中国舞协主席，其对本行业的影响之大，也可想而知；音乐系更是如此，刘炽、李焕之、时乐濛等，都是音协主席的高层领导，或任主席，或为副主席，或为党组书记。至于美术系，更是鲁艺人的一统天下，高层行政领导（美协主席、副主席、学院领导）几无例外地为清一色的“鲁艺人”，如：

　　罗工柳（1916—2004）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

　　王 琦（1918— ）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

　　古 元（1919—1996）中国美协副主席

　　向 隅（1912—1968）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上海美院副院长

　　彦 涵（1916—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王 琦（1918—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陈叔亮（1901—1991）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司长，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中国书协副

　　主席

　　胡一川（1910—2000）中央美院总支书记，中南美专校长，广州美院院长

　　王曼硕（1905—1985）中央美院副院长

　　张 仃（1917— ）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马 达（1903—1978）天津美协主席

　　张 望（1916—1992）鲁迅美术学院院长

　　“鲁艺”美术系影响之深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艺术文学院虽以“艺术”和“文学”立身，但毕竟首先是“干部”学校，志在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一批干部。后来，这一初衷确已实现。共和国的“文学”“艺术”界，有着一个鲁艺出身的宏大的“干部”队伍。

　　而国统区出身的为数甚巨的昆明知识分子，则罕见有实质性的高层领导岗位的。就文化一隅而言，大后方的教育确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联大为例，二千余毕业生中，有“物理四杰”（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有8位“两弹一星”元勋，有160多院士（学部委员），有大量一流的作家、学者和科学家。但就是很少有人社会政治领域有所建树（只有王汉斌、彭佩云、朱光亚、刘国光等极少数人），在大学、作协、科研院所的行政领导也为数寥寥。而延安知识分子则不然，仅仅一个鲁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人才数量，就要远胜于整个联大，甚至好些一流名校之和。

　　对此，我们不妨对联大“王牌老系”——国文系部分师生1952 年院系大调整后的任职情况略作简单回眸。

　　教师

　　闻一多 （1899—1946）已故 朱自清 （1898—1948） 已故

　　陈寅恪 （1890—1969）中山大学一级教授

　　王 力 （1900—1986）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

　　刘文典 （1889—1958） 云南大学一级教授，九三学社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浦江清 （1904—1957）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维遹 （1900—1950） 不详

　　陈梦家 （1911—1966）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66年自缢身亡

　　罗常培 （1899—1958） 中科院语言所所长，学部委员

　　罗 庸（1900—1950） 不详

　　杨振声（1890—1956） 东北人民大学教授

　　魏建功（1901—1980） 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游国恩（1899—1978）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唐 兰（1901—1979）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张清常（1915—1998） 南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

　　李广田（1906—1968） 云南大学副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1968年自杀

　　沈从文（1902—1988） 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

　　余冠英（1906—1995）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副所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委员

　　杨树达（1885—1956） 湖南大学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学生

　　王 瑶（1914—1989） 北京大学教授，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季镇怀（1913—1997） 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

　　朱德熙（1920—1992） 北大中文系主任，副校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汪曾祺（1920—1997） 中学国文教员，中国作协理事

　　马识途（1915— ） 四川省建设厅长，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

　　冯钟芸（1919—2005） 北京大学教授

　　应当说，这一统计是不完整的，但确已反映大部分教师的情况，对知名学生的情况也略有反应。因而，自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显然，我们可以见出，上述教师后来虽有相当一部分有社会兼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学会会长等），但多属荣誉性的，或者是学术文化性的，并无太多实质性内涵，其本职工作还是教师，尚未跻身政界。其行政级别并不太高，“毕竟是书生”。由上可见，建国初期至少有三位教授（浦江清、许维遹、罗庸）英年而亡，这与其此前的生活景遇可能不无关系。另，内有陈梦家、李广田二位自杀而亡，则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其在1957年后的政治处境。而沈从文在1948年后的处境已然不妙，这已是人所共知的。

　　另须说明的是，学生辈中特点类似，而且在学界中的地位可能还要稍逊。战时联大文学院人数大增，10国文系八年内的学生总数当在二三百之巨，几近鲁艺的半数，但真正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则甚为寥寥。仅有马识途一人曾位居厅长。而鲁艺的毕业生们，有此后数十年内，则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部门担任重要的实质性的领导职务。二者分殊，显然可见。

　　经由以上的梳理，综合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宏观），并结合具体个人的人生轨迹（微观），我们可以看出鲁艺人在建国后生命、工作轨迹的几大特征：

　　一、 鲁艺师生多抱持共产主义的信仰，有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延安知识分子或为追求革

　　命理想，或为逃离原有生活，都先后来到了延安，因此，大都具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与昆明知识分子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迥乎不同。二者的协调显得并不容易，易呈现胶着状态。事实上，“昆明”一词已语带双关，昆明一方面地处大后方，另方面又疏远重庆。这本就暗示着，这批知识分子既未全然脱离权力体制，又保持一定距离；准确说来，是选择了体制的边缘位置。他们大多缺乏狂热的革命激情，遗迹强烈的政治情结。

　　二、 鲁艺教师群体不仅有着良好的旧学功底，而且多擅外语，有宽广的视阈和相当的西

　　学修养；而学生辈因则早年缺乏必要的外语学习环境而多无外语基础，西学功底与其师长辈相比有一定差距，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世界视野和对域外文化的体悟，难以有足够宏阔的世界视野，这对其以后工作开展难以全无影响。

　　三、 鲁艺术学生多擅创作，而理论建树稍逊风骚（张庚、王朝闻等较好）。理论学习、

　　学术研究须谨严的长期的训练，而延安的战时环境和师资结构，显然不可能为其提供这一显示的客观条件；另方面，生源的影响，学生的素质、视野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四、 在建国后，鲁艺师生多走上领导岗位，从事行政性工作，这占据了其大量的时间与

　　精力。这可以从其在此前后的作品数量上看出来。当然，这本身与其世界观和经历有关。这批师生，多具有入世精神和革命激情，选择行政之路，也是顺乎逻辑的选择。而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文艺家学问事业精进的重要条件；欲达致更高的境界，特别是大家之化境，更须专于一心。

　　五、 鲁艺知识分子群体，与所有延安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相当的革命资历和政治能量，

　　在文教、宣传、新闻等各行各业甚至政界，发挥了深远影响，在相当时期内起着领导和主导的作用。其从政比例，远远高于昆明知识分子群体。其“深远”首先体现为程度的深度和方向上的到导向作用；而是时间上的跨度，因这一群体大多长寿，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渐次淡出领导岗位，九十年代中期前后，这一过程则基本完成，而这时，共和国已有近五十历史年。

　　反观昆明知识分子，则另有特点。主要是：1、教师辈多有很好的本科背景和留洋背景，特别是与美国深具渊源。因此，多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和西学素养，精通外语，视野宏阔，兼通中西，融会古今。2、学生辈多有很好的本土训练，仍有一定的旧学、西学修养。当然，学生辈多生于“五四”之后，受文化断层影响，其旧学功底先天不足，远逊前贤。加之他们多无留学机遇，外语水平有限，11很难对西学有更深的体悟，这本身又反过来制约其国学的造诣。所以其总体的文化气象小于师长辈（五四文化人），也就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们毕竟经历过考试的选拔和正规的训练，因此，就学养而言，可能还是要胜于同期的延安文化人（学生辈）。特别是在古典文化、西学教研及尖端科技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因此，他们将于三十余年后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外语界的中坚，如王佐良、李赋宁、杨周翰、许国璋等。3、建国后，昆明知识分子多分布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从事教研工作，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其在古典文化、西学教研乃至尖端科技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史上最辉煌的科技成就如“两弹一星”等，也多是出诸这一群体，特别是有留学背景的理工科学人。）自然，他们也较少担任行政工作。因缺乏革命资历和人脉资源，特别是因其抱持的理念，不仅使之较少从政，且易因此而在政治上显得被动，少有作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有干扰。

　　当然，应该注意到，鲁艺只是延安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绝不是全部。除鲁艺之外，还有中央党校，有中央研究院，有“文抗”“文协”，有中央编译局，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及某些特殊的岗位与部门。因此，延安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其领域未囿于精神文化生活，也旁及于政治、经济等诸领域。因此，真正出身延安的重要文化人为数甚多，比如胡乔木、陈伯达、邓力群、李锐、田家英、艾思奇、杨献珍、林默涵、齐燕铭、孙隆基、蒋南翔，比如柯仲平刘白羽、周而复、魏巍、范文澜、吕振羽、周巍峙、师哲、伍修权、吴冷西、丁玲、艾青、姚雪垠，以及于光远、胡济伟、温济泽、王若水、李慎之、廖盖隆、李琦等等。在共和国史上，他们或为政界要人，或为文界显要，或为学界权威。谙熟共和国史的人，自当明白其中每一个前辈的分量。

　　附表：建国后延安“鲁艺”部分师生任职简表

　　领导与教师：

　　吴玉章（1878—1966）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

　　赵毅敏（1904—2002） 外联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周 扬（1908—1989）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主席

　　何其芳（1912—1978） 中科院文学所所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萧 三（1896—1983）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

　　陈荒煤（1913－1996）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主编

　　严文井（1915— ） 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张光年（1913－2002） 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沙 汀（1904－1992） 中国作协副主席

　　周立波（1908－1979） 湖南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萧 军（1907—1988） 中国文联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

　　曹葆华（1906—1978） 中宣部俄文翻译室主任

　　卞之琳（1910—2000） 北大教授，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

　　孙 犁（1913－2002）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

　　沙可夫（1903—1961） 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塞 克（1906—1988） 东北人民剧院院长

　　张 庚（1911－2003）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贺绿汀（1903－1999） 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吕 骥（1909－2002） 中国音协主席

　　马 可（1918－1976）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公 木（1910－1998） 吉林大学副校长

　　陈叔亮（1901—1991） 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司长，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中国书协副

　　主席

　　王朝闻（1909－ ） 中国美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史学会会长，

　　蔡若虹（1910-2002） 中国美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江 丰（1910－1982） 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

　　力 群 （1912— ） 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山西文联主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华君武（1915— ） 中国美协副主席

　　陈铁耕（1908—1969） 广州美院教授

　　学生：

　　黄 钢（1917— ） 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

　　冯 牧（1919－1995）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中国文学》主编

　　穆 青（1921－2003）新华社社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

　　贺敬之（1924— ）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

　　郭小川（1919－1976）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秘书长

　　康 濯（1920－1991）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湖南作协主席，湖南文联主席

　　葛 洛（1920－1994）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小说选刊》主编

　　朱 寨（1923— ） 中科院文学所党总支书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闻 捷（1923－1971） 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主席

　　秦兆阳 (1916— )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当代》杂志主编

　　陈 涌（1919— ） 中科院文献所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文艺报》主编

　　陆 地（1918— ）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于 蓝 (1921— ) 全国政协委员，儿影厂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协会名誉会长

　　柯 蓝（1920— ）《求是》杂志编审，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

　　胡 采（1913－2003）陕西作协主席，文联主席

　　胡 征（1917— ）陕西社科院资深研究员

　　李若冰（1926—2005）陕西文化文物厅厅长，文联主席

　　金紫光（1916－2000）国家文物事业干管理局副局长

　　时乐濛（1915— ）中国音协会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马 可（1918—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吴晓邦（1906—1995）中国舞协主席，全国文联常委，《舞蹈艺术》主编

　　颜一烟（1912— ）北影厂编剧

　　刘 炽（1921— ）中国音协副主席

　　李焕之（1919—2000）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书记处书记

　　郑律成（1918—1976）不详

　　胡一川（1910—2000）中央美院总支书记，中南美专校长，广州美院院长

　　罗工柳（1916—2004）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刘 岘（1915—1990）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古 元（1919—1996）中国美协副主席

　　彦 涵（1916—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王 琦（1918—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张 仃（1917— ）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杜矢甲（ ？— ？ ）中国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向 隅（1912—1968）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上海美院副院长

　　王式廊（1911—1979）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央美院研究部副主任

　　沃 渣（1905—1974）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荣宝斋经理，中国美协理事

　　马 达（1903—1978）中国美协理事，天津美协主席

　　张 望（1916—1992）鲁迅美术学院院长，辽宁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

　　王曼硕（1905—1985）中央美院副院长

　　王 琦（1918— ）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

　　夏 风（1914—1991）鲁迅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北京画院专业画师

　　【注释】

　　1详见戴知贤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高等院校的内迁”一节，页146，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2 按：延安干部学校的数量在各种版本中多有出入，一般都只笼统地说二十多或三十多。笔者亲赴延安时，曾于2005年7月4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查阅了有关材料，据查，当确为28个。

　　3 参见朱鸿召《延安文人》页5，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同上注1。

　　5 其中艺术院校有三所：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边艺”）和延安部队艺术学校（“部艺”）。一“院”二“校”，层次分殊隐然可见。见艾克恩《延安鲁回忆录》页404—4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内有边区性综合性文艺协会3个（中国文协、边区文协、延安文抗），专业性协会3个；戏剧团体20个，音乐团体5个；美术团体3个；电影团体3个。详见《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95—407，经笔者统计而得。

　　7 艾克恩《延安鲁回忆录》页406。

　　8 含先修班生，大学本科生以及借读、试听、旁听、特别生，不含研究生。其最多的年份，达至3019，见联大档案《学生人数》卷发文合字2144号。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16正文及注②③。

　　9 联大学生总数的数量，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255多，有的认为是8000多，有的则认为更多。但据现有资料来看，正式获得学位者为2522人，投笔从戎从军旅者800余人。当时中途休学、退学者，亦为数不少，原因或为贫或为病，或为中途参军，或为政治迫害。因此每届学生中，能正式毕业者确是不多。另，学生中，亦有转学、借读、专修班学生等，8000多之数当与此有关。见《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19。

　　10 其在校人数最高达468人（1945年），但毕业人数仅393。国文系毕业生在百人之内，但先后入读的学生，则有二三百，约为鲁艺学生总数的1/2—1/3。见《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23等，另可详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之《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版。

　　11 以联大国文系为例，“外国文学的课程已不规定必修。学生外语水平较战前清华大学大大降低。”见《清华大学校史稿》页328。而我们知道，在1930年初，清华国文系一度要求学生研修第二外语。二者悬殊不可谓不大。当然，这也与学生因战争之影响难以出国深造有关。此时联大仅有共学院要求学生必修第二外语。李长之、吴组缃、林庚等为战前清华国文系的毕业生，其外语水平之高众所周知；而联大国文系翘楚之才的汪曾祺几乎是不通外语。两个阶段学生的外语水平之高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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