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艺术作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姿态的身份变得日益暧昧、日益复杂，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先锋已经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或许可表述为：先锋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后卫"。对这一言人人殊的文化景观，应对中国先锋艺术怎样进行文化阐释？怎样揭示前卫艺术困境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的内在变异？怎样透视当代审美文化的平面多元景观所掩盖的先锋衰退的真相？怎样在新的层面超越文化民族主义视域而进行富于建设意义的东西方文化对话？
       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将小说、美术、音乐作为"史"来研究，而是作为"知识范型"来研究，不关心排行榜上那些自封为前卫或时髦的艺术家，只关注具有文化学术意义的文本与创作，将一些尽管是贸一时，但不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作家、画家、歌手淡化掉，而将我所关注的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沈默的一群"的创作，作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延伸的"问题表征"来处理。          作为学术史描述，我力求客观而非面面俱到地评述各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为人物排座次，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取舍标准。当然，任何阐释都必然会带有论者的自身思想烙印，这也是反复被当代解释学所证明的道理。  

第一节  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因为，它再也不是艺术领域中一道最明亮的风景线了。据中国作协统计，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一百部，可到了93年，就已经超过200部，94年接近四百部，95年为七百部，96年据说已达近千部，97年和98年几乎超过一千部，到了99年，一些知名作家已经公开向媒体坦言，自己基本上不看当代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既费时又是低水平的重复。
       这种愈演愈烈、粗制滥造的小说，这种大多兑了水分的小说，这种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私生活一览无余的所谓"私小说"，却促使读者日益扭身而去。它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收回了期待视野而将目光投向了其它更为现实的行业。小说的旺年旺季却如此背运，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1999年一开始，不少纯文学刊物就纷纷宣布倒闭，实行了商品社会冰冷逻辑的"安乐死"。  
       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来招徕读者，甚至作家刘震云闭门八年写出长达2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小说回到了想象虚构叙事，回到了个体私人内语言的描写，回到了语言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及道义，小说只是小说。于是，充满语言游戏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一，本能欲望写作与私人化写作。
       更深一层看，小说创作事实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危机。当某些作家打出文学世俗化旗号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于是，在现代化即世俗化这个新神话面前，他们以世俗化为依据，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但殊不知，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下逃离出来而标榜人的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作家在标榜人的合法性时并未遭受到神学的压制，相反，他们是在反人性、反人的尊严、反人性深度时，过分张扬了人的自然性成分，或者说告别了人性而逐渐走向人的本能性。
       这样，90年代的文学就似乎出现此种情况，即那种欲望化身的西门庆、贪婪化身的达尔丢夫和否定的化身梅菲斯特成了小说中的当代英雄，成了融大众趣味为一体的倒立的"高大全"。于是拥抱世俗就是拥抱消费，就是拥抱大款大腕，拥抱无边的欲望与现世的生活质量。从而某些人的写作在消解了所谓的神性，剥离了所谓的人性以后，变成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本能欲望的展示，并标榜为"个体性文学"或"身体型创作"。对此，不难看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确乎遭遇到形而上的迷茫与形而下的误区了。
       其实，福科早就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与学院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在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阅读评论中，先锋文学才得以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小说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是成为作家玩弄叙事的狭窄领域，以及搞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小说创作是怎样变成文化游离中的本能叙事的，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的玩弄者，成为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于是"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小说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小说不再成为大众反省生活、直视灵魂和感悟世界的窗，也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成为世界沉沦中的自我身体抚摩的确证。
       同样，拉康认为，"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要"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要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无意识是语言赋予欲望以结构的结果，语词没有把握住能指的实质，因为被命名的只是表面上的命名，欲望能够给予能指以意义。但意义只为主体所感，所以无意识是一种呈现，是对未被指认的欲望的呈现。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所有的欲望都肇因于匮乏，欲望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得满足。人们的语言正是依靠这种匮乏而产生作用，因为，符号所表示的恰好是真实对象的进入，而词语仅仅因为他者的进入或拒斥才具有意义张力。所以进入语言就等于变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语言被挖空而成为了欲望之物，在欲望中语言遭到分裂。沉入语言就等于脱离了拉康所说的真实世界，而永远无法接近这个领域。人们只能用一些替换物来代替另一些替换物，用一些隐喻来代替另一些隐喻，这样，使自我在想象和虚构中得以完成。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小说领域滋长这一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的氛围。我认为，当代作品中对"个体"或"身体"欲望写作的关注，以及其向世俗性写作发展的理论根据，都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我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不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表达，认为在文革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之后，应该给真正合理的欲望正名。但是，我强调"度"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人与神、人与兽之间的度，人一方面可能被重新异化为神，重演那种世界性的神话灾难；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握好人的生存之间的状态而滑向兽性，同样也会出现大面积的兽性爆发。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的几次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仍然存在我们痛苦的历史记忆中。
       世纪末文学的身体欲望展示，并非完全是积极健康的，里面也残存着不少历史已经淘汰的东西。仅仅是展示欲望并不能说明文学拓展了什么，因为根本问题还在于：这种欲望展示，是展示个人经验世界的哪一个方面？是展示反历史、反精神、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还是展示具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既逃离神性又逃离兽性的健康平和的人性方面？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也大体上不会仅仅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也不会全然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主人。相反，人类会在这个世界中不断抛弃自身创作的误区而把握真正的"度"。我有理由认为，那种非此即彼的充满误区的创作将在逃离时代的同时，使自己在低俗趣味和平面价值中，在商业炒作和欲望冲突中弄脏自己，并最终成为时代泡沫文化中的泡沫。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性热潮"问题。不管是乡土气十足的"陕军东征"出现的让文学界为之瞠目的性热浪，还是所谓张扬金钱本能之类的城市市民小说中涌动着的当代欲望价值观，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世俗化文学浪潮中，所有新的"主义"、新的"旗号"所掩盖的恰恰是那种陈旧的个人欲望，恰好包装的是那种已成为历史并丧失了合法性的生命观。因此，这种写作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挑衅，是对真正的个体写作、边缘化写作和人性对话写作的瓦解。尽管这类文本，能够在不断刷新的大众传媒排行榜上呆一段时间。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告别政治话语时，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性话语，仍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着暧昧的语义缠绕，甚至满足于在个人欲望话语的泡沫中剔除残存德诗意。但是，我仍可以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将在告别"政治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之后，走出写作困境和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
       近十几年来，先锋小说遭遇到市民性小说的强有力挑战，其中，尤其以王朔式的"世俗关怀"的调侃性和日常口语凡俗性，日益明显地消解着先锋们的实验性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无疑在整个文学界使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顽主文学中被消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大体上说，"顽主"文化之所以能在精英文化和意识文化对峙的空场中登台，主要在于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历史的缝隙。90年代初，它以"政治波普"的方式嘲弄了意识话语的神圣感，并对极左思潮那一套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使精英文化误以为1968年风行欧美的消解浪潮可以再次在中国重演，从而使得现实无力感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顽主文化在"收编"了世俗文化以后，指向了精英文化--它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批判精神，嘲笑知识分子"思想"的权力、拆解书面"语言"的批判魅力，消散价值关怀的"道体"光辉，使犬儒哲学消解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使意识话语从终极理想转向世俗实用。如此一来，取消了严肃文化、消解了当代最值得正视、讨论、关注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于是，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本世纪第三次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之际，大众文化全面兴起，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合谋，基本左右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个层面世俗性需求。先锋小说进一步让出自己的地盘，并失去了左右市民社会审美风尚的能力。
       二，泛审美时代中颓败的先锋姿态。
       先锋存在的基本处境，是对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身份"那无可名状的网状压力的承担，以及对自身历史的质疑（虚无化）和对整个"全球化"世界的对抗式隔膜。于是，先锋作家在向传统开战的同时，又得承受西方的后殖民文化的压力；在对理性的反抗中，参与感性审美的颠覆活动使文化秩序失调，同时又必须面对自我价值失效的商业化时代的冷酷和知识价值的贬值；而世俗化社会的个体性多元选择，又使得先锋的"悲壮突围"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如何在当代社会变革历史语境中，以当代个体生存根基和"自我"意义为基点，对当代文化语境及其困惑进行深切自审，变得尤为急迫。
       处在这种语境下，四处飘散零落的个人书写（海子、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莫言、池莉、叶兆言、刘恒），具有了一种时代的错位形式。也许，先锋就是时代错位的的产物，他总是超前性地感领到某种新的存在状态，某种掀起历史一角的新可能性。因而，他能在拒绝"媚俗"中显出自己的批判勇气，在"          冷漠叙述"中，还原世界在技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主体被物化的事实，从而展示出当今世界数字化复制系统中，个体存在的整体性被肢解、个体生存方式处于零散化的当下状态。这种先锋的命运，使得价值的非确定性、意义的非有效性、语言的非传达性成为存在模式的新阐释代码。在文本空洞的技巧试验和叙事游戏中，将"意义空间"转化为"意义空洞"，并使反先锋的世俗文化得以乘机对无意义存在加以更虚无的"填空"。
       先锋小说于历史记忆有着深层次关系。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类生命的脆弱和意识权力的暴力，使得人性被不断扭曲变态。先锋作家因为对历史血腥痛苦的体验记忆，而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暴力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创伤，并进而揭露人生经历中那挥之不去的噩梦。杨小滨在《中国先锋文学与历史创伤》中认为："先锋派的努力就是对原初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和抵抗对过去的霸权式解释。先锋文学所要把握的不是文革话语及其后果的具体残暴，而是它储存在意识之外的野蛮的、可怖的、癫狂的感受。而那个不可识别之物永远作为不能记忆的东西，无法再现的东西遗留在意识之外，而只有通过语言毁形的现时运作中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生动地衬现出来。先锋通过召唤毁形的力量，不是指明原初的震惊，而是把由震惊传送来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用畸形的语象叙述出来。……中国先锋文学的反历史主义存在于对现时的绝对关注，无意识的感受只能在本亚明意义上的现时中涌现，其中过去的事件不是呈现出历史的总体性，而是弥漫成废墟、断裂或拼贴从而促使革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一闪而出。"的确，这个时代的先锋是艰难的。当先锋用一种全身心全灵肉辐射的连通感觉对外在世界的断然拒绝，使心灵世界变成生命中的唯一的绝对尺度，使日常的沉沦生活感受和生命欲望透射出内在的超越性的空灵，使当代人存在的瞬间在现世社会意识的淡化退隐中成为精神性的存在时，他无疑是在对习惯性的审美群体惰性的一种冒犯，同时也是对新形式的了无边际的痛苦摸索和塑形。
       为了不在真正的心灵伤痕中持续磨难震惊自己的神经，为了对历史保持沉默而达到对历史苦难的忘却，甚至为了加速历史的断裂中而中断历史的反省，并保持自己的成功地将深度体验转转成浅层次的呢喃独白，于是有了"先锋式表演"--轻轻松松地获得先锋的身份，但是又无需承担先锋的风险。先锋在这种模仿与被模仿的尴尬场景中，变得急于自我辩解，或自我显示、自我确证。先锋终于变成有限性的存在，甚至成为有人所说的堂·吉科德式的过时人物。在我看来，如何破除人云亦云的先锋表演氛围，超越当前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双重困惑，走出面对审美文化复杂现象时"阐释框架失效"，将文学艺术看作基本的社会文化现象症候加以总体审视，从而在世纪末清醒与困惑胶着的文化语境中，对当代中国的审美精神的嬗变以及这一个嬗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阐释理论，突破封闭的思维向度，面对的真实问题域。可以说，只有在认真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一种积极的文化批判精神，在文化的整体意识面临被现时代的片面发展消解的时代，重申整体意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没有任何一个先锋会成为永恒。悲壮是先锋必得禀有的命运，而批判和自我批判是希望的表达和超越的地基。无疑，泛审美文化时代是一个"遗忘苦难"的"无情的抒情时代"，是在泛审美泛世俗中使人类精神患上"健忘症"的时代。在平面化游戏中，在媚俗误以娱乐为审美中，诗性的沉重的反思被遗忘；"生命意识"仅仅被还原为个体内在生命甚至本能生命，而群体生命和类超越性生命被遗忘；欲望写作、冷漠写作、技术写作、商业写作走红，而反思写作、心灵写作被遗忘。如今，新世纪将临之时，"历史记忆"是我们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历史记忆不是个体无意识的本能性，也不是集体无意识的神秘性，更不是意识话语的权力性，而是民族魂魄中素朴、内在而永远毁灭不掉的东西，是时代遭遇苦难、直面苦难的内在禀赋，是个体不走向虚无、不游戏崇高、不误读意义、不造当代俗人神话的人性光辉。
       先锋在90年代似乎无法真正地解构传统和当代问题，其叙事话语成功使其迅速在文化上体制化，反叛消失了思想的内核，空剩下反叛的形式或反叛的姿态。艺术家们在一巡视本身为本体的操作中，使艺术的魅力荡然无存。当然也使得注入挪用、拚贴、组合、改写之类技法，变得让人感到了无意趣。先锋话语建构了先锋阵营，同时也解构了先锋自身的地基。先锋的匮乏和消逝，是历史的之笔的杰作，因为先锋们曾经在历史之壁书写过了，更何况，消解永恒是先锋的最初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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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术多元试验取向和拍卖化的反差

       与先锋文学具有相近之处，90年代也是一种多元美术观的世界。但与文学不同的是，如果说，某些文学家仅仅是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追求梦想或文化想象，并以此作为全部努力的动机，那么，当代中国美术则具有多种渠道能够和商品渠道挂起钩来，比如通过同内外大博物馆的收藏，众多大大小小的画廊不断地推出，海内外买家在拍卖市场上竞标，以及美术杂志的评价、估价和炒作，而使自己身价百倍。
       当然，最主要的还有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作为一种相对公允的参考标准，如苏富比（Sotheby）和佳士德，在对中国传统美术和20世纪的美术拍卖时，都创出了历史的高价位。这使画家们终于告别了80年代那种要画出永恒，走向西北走向黄土高原走向青海西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的升华的思想，而"转型"为眼睛盯着市场，盯着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和富翁钱包。于是，在市场价格与永恒价值之间，日益聪明的画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位和寻求的目标。
       一，几代主流画家的价值取舍。
       当然，拍卖行一方面会使艺术品、艺术家的心态染上过浓郁的金钱色彩，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一些真正的艺术家走出国门，获得世界性的评价--而使"中国走向世界"，在美术界成为可能。尤其是拍卖市场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价格浮动，所以有些颇有名气的画家，由于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作品价格一落千丈。而有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则可能大爆冷门，炒出好价钱。但是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美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时候，仍然处在一种苦涩的心境中，因为当其太青睐市场时，艺术的真谛就离他们而去，而当其拥抱艺术的魅力时，也许就向市场关闭了自己的门。
       进一步看，90年代的画界可分为庙堂派（学院画家）和在野派（自由画家），旧学院派画家而言，共处在一个几代艺术家积累扩大的阵营，每一代都在其中表征出自己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
       "老一辈画家群"，早年西欧学成归国如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大多已经过世。但在国家的博物馆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各拍卖行也名列中国画家之前茅，并频频推出新的价位，使"走向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话题。
       "现代画家群"，是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以及在中国描摹西方的有成就的画家，如王征骅、吴小昌、靳尚宜、朱乃正等。在第一代画家作古以后，他们已上升为"大师级"，其作品在美术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并已然获得了当代美术的话语阐释权。
       "当代画家群"，主要包括活跃在国内外画坛上的陈逸飞、杨飞云、陈丹青、艾轩等，他们反省过去的技法和观念，而开始用传统古典方式进行创作，将西方的细腻写实揉合进东方的雅趣和神秘朦胧，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新写实主义"。这一代画家正活跃在拍卖市场，可以说在90年代独拔头筹，在艺术与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名利双获。
       "类后现代画家群"，这是一群更具有西方现代或后现代艺术气息的年轻画家的聚集，尽管他们在市场上已经引人注目，但由于文化资本尚不雄厚，在美术界的稳固地位也还未真正建立，对西方的实验性挪用之处较多（所以称之为"类"后现代），画风也在探索过程之中尚未定型。
       大体上说，真正处于当代美术主流话语，主要是资历深厚的"现代画家群"，既有宽广的艺术思维和多年的艺术积淀，又有对现实清醒冷静的商品意识，因而在拍卖市场上赢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并有着不断升值的看好前景。  
       如果说这几代画家是"学院派"的代表，代表了当代中国"正宗"的美术风格的话，那么一批更年轻的，持有"边缘"思维和挑战思想的画家--"自由画家"，从事着自己另一渠道的开拓，作为新的审美意识、新的精神意象和新的艺术阐释代码，同样对当代中国美术做出了自己的重要的推进。任何忽略他们的存在的做法，都将是短视的。
       中国当代美术在80年代一次次的先锋突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然而90年代美术的疲惫使它自身困难重重。90年代涌起的商品大潮将中国先锋艺术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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