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察，西方生态型城市的萌芽产生于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198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奥？延尼斯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思想。当代生态型城市（简称生态市）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生态市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三个方面保持高度和谐，人与自然、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安全、清洁、优美、舒适，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建设生态城市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效果，比较成功的有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英国伦敦非常重视城市生态化建设，大伦敦议会早在1984年就已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重视自然保护、城市生态建设特别是保护鸟类等城市野生动物。日本建设省从1992年开始组织专家研究生态型城市建设的基本概念及具体步骤，确定生态市的建设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节能、循环型城市系统；二是水环境与水循环；三是城市绿化。日本北九州市从1997年开始实施环境产业建设、环境新技术开发、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市建设计划，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生态城市构想。日本制定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2000年），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日本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即“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从而为在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奠定了法律基础，提供了法律保障。澳大利亚从1994年开始在阿德莱市实施生态城市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倡导生态文化和人文景观、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大气、水、土壤、能量、生物量、食物、生物多样性、生态敏感地、废水循环等）等12条要求。德国中部的海德堡市，经过生态市建设的多年努力，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生态健康、文化繁荣、旅游发达的良性循环，于1996年荣获德国首届环境友好城市奖，1997年获欧洲可持续发展城市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环境保护的一面旗帜、内卡河畔的一颗明珠，被海德堡人自豪地称为德国环保之都。

　　这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为各种生态园区、社区和城市建立了一套绿色（或生态）法律保障体系，即：绿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产销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废物回收利用制度等；生态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统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等；绿色社会制度，包括绿色教育制度、绿色信息（宣传）制度、绿色行政制度、绿色采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

　　根据德国海德堡市、图宾根市和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城市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国外建设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主要作法和经验是：第一，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的建设一定要有理论高度和战略高度，要站得高看得远，否则将产生消极反应。第二，把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城市建设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对城市建设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将小区建设、工业、交通

　　二、加强生态法制建设，是我国建设生态区的基本作法

　　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化方面曾走过一段弯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及其以后所实施的“左”的政策，使全国的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海和野生动植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社会的绿化，而是环境恶化、资源退化、山岭光秃化、土地沙漠化。事实说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能使我国自动地处理好人与自的关系。

　　1.建设生态区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

　　在我国，包括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态工业园区在内的各种生态区试点和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各种生态区特别是生态省，则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化。

　　从中共十三届全会之后，我国开始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提出了“实行持续发展战略”的十大对策。[7] 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有120多万字，集中了政府各部门正在进行和将要组织实施的各类计划，包括184个方案领域，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该议程强调：“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

　　我国学者于90年代初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社会及其法制保障的理论，例如，1992年11月，即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召开后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环境法国际学术讨论会议上，笔者发表了“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关系”的论文，明确提出应“努力研究和促进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认为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是指适合于、服务于可持续社会的环境法，它既体现了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和作用，又指出了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和目标，也是当代环境法的理想框架与模式”[1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欧阳志远在其1994年出版的《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13]一书中认为：生态化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第三次产业革命所造就的技术社会形态是生态化的生物产业社会。

　　从总体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逐步促使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崭新社会，包括促进建立一个以环境正义或环境公平为旗帜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以环境资源权利体系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环境资源市场，一个以环境道德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环关系（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前，我国进行的是以阶级斗争、所有制关系变革和粗放式经营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进行重大的、实质性的变革。而从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到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继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制度后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变革，是转变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和观念的革命。这场变革的形式、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习惯、法制等各个方面，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曲格平在谈到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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