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成文法国家，而判例在中国法制史上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公元前 16世纪的殷商开始，即有比照同类罪行进行处罚的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也一直在执行法律和政策的同时，适当援引判例，以保证判决的连续性。自1985年起，中国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以公报形式正式发布案例，开创了案例在新中国司法实践的新时期。随着最高法院《公报》对案例的正式发布，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西方法律制度中判例法研究的极大兴趣，判例在中国司法解释中实际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对于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以成文法为主的中国说来，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科学合理地引进判例制度，逐步提升判例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中国司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引入判例制度，能够强化司法解释的司法裁判背景，以保证司法解释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首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如能尽可能缩小与具体裁判制作过程的距离，针对或联系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来作出解释，则不失为体现司法与立法在功能、性质上差异的极好途径。尤其在最高法院垄断司法解释权时，只有以司法裁判为背景，与具体案例的裁判过程相结合，才能使一般性解释的普遍效力合理化与正当化。其次，判例制度引入既可解决地方法院主体正当性难题，又是强化司法解释司法裁判背景的良好形式。在判例制度引入上，目前存在两种错误认识：或认为判例法是与成文法对立的制度，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而否定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或推崇判例制度的灵活与经济，以为判例制度可解决我国司法解释现状中的一切困境，甚至将司法解释完善等同于判例制度的引入和建立。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最高法院以公报的形式公开发布案例已有多年，虽不具有先例约束力，但因其权威性而具事实上指导作用。这是我国判例制度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而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具有的影响力，使判例在客观上成为司法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较为可行的态度是不仅认可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的优势互补，而且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将判例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加以引入和发挥。换言之，判例的制作主体、制作程序、形式、格式、公开化及援引力等皆应受法定司法解释体制之规制。纵然是司法解释有权主体作出的判决，未经法定程序（如讨论通过、公开发布等）亦不具普遍适用和援引力。当前最高法院以批复形式下发的诸典型案例，只能被认为是判例形式导入司法解释的有益尝试，而非判例制度的真正建立。

    参考文献：

    1、张文显等著：《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周旺生著：《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郭华成著：《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王利民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刘艳红著：《观念误区与适用障碍：新刑法实施以来司法解释总置评》，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5期。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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