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社会－文化转型之初，模仿乃至于一定程度的“归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经由模仿和“归化”，汲取他文明资质，而增益己文明，已有的事实表明，也是一条必由之路。率先模仿者，一定意义上，堪比第一个尝葡萄的，因而，这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途。沈家本一辈法学先贤是这样的人，吴经熊这一辈，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足迹连缀成行，构成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一线命脉，不绝如缕，以迄于今，其声渐大，其枝渐茁。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成功者，只不过置身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接力长跑，统归于鸦片战争后160年来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之中，各阶段的成功有其限度而已。就此而言，我们又不妨说，吴经熊不是别的，正是现代中国的法学公民，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些“汉语文明”法学后辈应当引为骄傲、奉为楷模、大张大鸣的法学先贤！五分之一人类将近两个世纪创造新生活的奋斗，现有的任何一种人文类型的生存经验都无法圆满解释，也不可能完全应付，而须当事者前赴后继，求索创新，从自家过日子的摸索中，提炼新的生存之道，包括新的法律之道。真正中国的法律智慧和法律公民，将会并且只能在此过程中发育滋长。俟此生存之道和法律之道渐次成型之际，别开新局、光华照世之时，汉语文明及其法律智慧始以自己的独特经验嘉惠人类，也就是中国的法学和法学家自然而然“产生国际影响”之时。而起点，至少是起点之一，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意识到没意识到，正是吴经熊，正是吴经熊们。——毕竟，正如吴经熊先生自己所言：“一个伟大灵魂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会迫使后人去研究他。”48

　　「注释」

　　① 详钱端升：“我的自述”，收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页696以下。

　　② 转引自「美」安守廉、沈远远著，季美君译：“‘法律是我的神明’：吴经熊及法律与信仰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载《湘江法律评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卷2，页207.

　　在十多年后写作的著名的《唐诗四季》中，作者也有一段文字，表达了同样的情感：

　　唐朝衰亡后，千年以来中国在啜泣下生存着，直到现在她方才觉得灵魂深处的鼓舞，好像新春的蓬勃！严冬延搁已久，“春天还会远吗？”

　　倘是祖国的将来还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话（我深信不疑），愿她的光比唐朝更灿烂，更辉煌。……想到那时候的盛况，情不自禁的神往。 详吴经熊著、徐诚斌译：《唐诗四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页8.

　　③ 同上揭《湘江法律评论》，页218，222.

　　④ 卡多佐在《法律的成长》中即引用“约翰·吴博士”那篇“霍姆斯大法官先生的法哲学”一文，以为释解。详「美」卡多佐著，董炯、彭冰译：《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页26－7.吴文（Juristic Philosophy of Mr. Justice Holmes）载《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1923）第21卷，页523以下。

　　⑤ 详吴经熊著、周伟驰译：《超越东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335.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明书名和页码。

　　⑥ 例如，一岁零三个月的女儿兰仙连续高烧，吴氏却坦然说“给她施洗会治好她的而无需医生。”而且，他真的不请医生。详《超越东

　　⑦ 这是赖百嘉（Paul M. A. Linebarger）教授对于吴经熊的评语，详《超越东西方》，页369.

　　⑧ 今日似乎多有以“老板”称谓的，动辄“我老板”或者“我和老板”如何如何，让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笔者知道的一个“老板”，著名同性恋人士，以喜爱 Asian rice 而闻名校园。他那位华裔学生，也以喜爱说“我和老板”而同样闻名校园，可见这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⑨ 例如，陆鼎揆译庞德The Scope and Purpose of the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征序于吴，理由便是“你从庞德来，应知庞德事”。而老同学吴德生也不客气，征引所撰The Juristic Philosophy of Roscoe Pound （“罗斯科·庞德的法哲学”）一文，告谓“庞氏念了那篇批评，颇引我为知己。所以把庞氏学说陈述一下，倒是容易的事情”。详「美」罗斯科·庞德著、陆鼎揆译：《社会法理学论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吴序”

　　⑩ 梁漱溟：“1978年政协会议期间讨论宪法时的发言”，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7卷，页457：“毛主席对于法律做如是观”，同前，页429－30.

　　11 唐德刚：“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载《明报》月刊（香港）1999年6月号，页14—6；《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0），页518以下。

　　12 颇具戏剧性而实为此缩影的是，据老辈讲述，抗战之前和之后两段，笔者家乡的庐江至巢湖一带，以一河为隔，而分处国、共两界，常呈拉锯状态。今日河之北姓 “共”，河之南姓“国”，明日可能恰恰相反。如此往复。双方各有规制，强令奉行。百姓多昧，无以措手足，不堪其苦。例如，一方要求叫“同志”，一方习常呼 “老总”或者“保长”，也有要求叫“同志”的。乡民习以大爷大叔或者大哥大姐等伦理关系相称。据说，许多乡民来不及“换脑筋”，而将“同志”错当“老总”，却又呼“老总”为“同志”，以致挨叱或者挨打。至于195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间反反复复，迄无定准，一切均失去了可预测性，以致人人自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这种不可预测性，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在“深入”，因而有为了防范不测，而求“私产入宪”的讨论。小而言之，即以农民进城务工、卖菜为例，亦深受此苦。以首善之地的北京来看，调查指出：“有的经营场地一阵被取消，一阵又不管，自发经营，像是半地下。”犹有甚者，整体说来，“进城的流动就业人员，随时有被抓走、遣送的可能，就业也就处在半合法的不稳定状态。”应当说，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时段“不稳定状态”的缩影。以上参详崔传义：“适应农民进城，调整城乡关系——对进京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就学和居住问题的调查”，收见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161以下。

　　13 吴经熊：“法律的三度论”，收见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选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76），页2，3－4.

　　14 参详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北京）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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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有关于此，参详许章润：“法意：人生与人心”，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序言”。

　　16 《超越东西方》，页107，136.

　　17 《超越东西方》，页129.

　　18 《超越东西方》中的几则叙述，对于吴氏的知识趣味和智性状态有极佳说明。1930年春季学期，吴氏在哈佛研修，自述与约瑟夫·毕尔相处融洽，但却感到精神不振，心灵一片空白，从其叙述可知，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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