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主权的框架太大，太抽象，太僵硬；另一方面，治理理论又受到它对一种太纤细、太无力、太脆弱的模型（即家庭模型）的依赖的不利影响：一种建立在家庭的模型上的致富经济（an economy of enrichment），是不大可能对领土占有和王室财政的重要性作出充分回应的。

　　那么，治理的艺术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呢？这里，一系列的总体过程发挥了作用：18世纪的人口扩展，与货币的日益充裕联系起来，而后者又通过一系列历史学家很熟悉的循环过程和农业生产的扩张连结起来。如果这就是总的情况，我们便可以更具体准确地说，治理艺术通过人口问题的出现找到了新的出口；或者不如说，一种微妙的过程发生了（我们尚需对其具体细节进行重构），通过这个过程，治理的科学（经济的主题在一个与家庭不同的层面上之重新获得中心地位），还有人口问题，都统统连接起来了。

　　正是通过治理科学的发展，经济的概念被重新置于一种不同的、我们今天称为“经济”（economic）的现实层面的中心，也正是通过这门科学，才有可能界定那些人口所特有的问题；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对人口特有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称为经济的那个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治理的问题才最终得以在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计划。而“统计学”，在重商主义的传统中只是在君主行政（这种君主行政是根据主权形式运作的）的范围内，并为了君主行政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现在则成为突破主权障碍的主要技术因素，或主要技术因素之一。

　　人口问题究竟以何种方式使得克服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成为可能？人口的视角，特定人口现象成为一种现实，使得最终消除家庭模式，使经济概念重新获得中心地位成为可能。统计学，先前是在行政框架内，因此是从主权运行的角度运作的，现在统计学则逐步揭示出，人口有它自己的规律性（regularity），有它自己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它自己的稀缺循环（cycles of scarcity），等等；统计学还表明，人口领域包括一系列它本身固有的总效果，不能化约为家庭的现象，像流行病、地方的死亡率水平，劳动和财富相互促进的增长；最后，统计学还表明，通过人口的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人口有一些特定的经济后果：统计学在使这些特定的人口现象可以量化的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特定性不能还原到家庭维度。除了若干具有宗教或道德意涵的残余主题外，以家庭为治理模式的做法已经消失了。现在凸现出来的，是作为人口的内在要素和人口治理的基本手段的家庭。

　　换句话说，在人口出现之前，除了以家庭为模式、从经济（这里的经济被想象为家庭的管理）角度出发以外，没法设想治理的艺术；然而，从人口被看作绝对不能化约成家庭的问题那一刻起，家庭作为人口的一个内在要素，同人口比起来就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家庭不再是一个模型，而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家庭仍然是一个具有优先地位的组成部分，因为，无论何时需要关于人口的信息（性行为、人口统计、消费等等），都要通过家庭才能获得。但家庭此时已变成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模型：治理人口的有力手段，而不是良好治理的空想模型。我认为，这种从模型层面到手段层面的转变绝对重要，从18世纪中叶开始，家庭正是作为与人口有关的手段出现了，通过各种运动（campaigns）来降低死亡率，鼓励结婚，推广接种疫苗，等等。这样看来，正是消除了家庭这个模型，才使得人口主题可能克服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

　　第二，人口似乎超越所有其他东西，成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和主权不同，治理的目标不再是治理行为本身，而是人口的福利，其状况的改进，财富的增加，生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提高，等等；而治理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口所内在固有

　　最后，围绕着人口这个点，16世纪文本中被称为主权者耐心的那种东西组织起来，这意味着，为了以一种理性的和有意识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治理，人口成为治理必须把所有关于它的观察资料（observations）和知识（savoir）都考虑进来的一个对象。治理知识（savoir）的构成，和这样一种知识的构成密不可分，这种知识就是对所有与人口（广义上）相关的过程（即我们今天称为经济的那个东西）的知识。上次演讲我说过，政治经济学的构成，依靠的是人口这种新主体所拥有的各种财富要素的出现。这种叫做政治经济学的新科学，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对人口、领土、财富之间连续而多样的关系所构成的新型网络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伴随着它的，是治理的干预特征（即经济和人口领域的干预）的形成。换句话说，18世纪发生的，从治理艺术到政治科学、从主权结构支配的政体（regime）到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的转变，刺激了人口的主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这并不是说，治理的艺术一变为政治科学，主权就不发挥作用了；恰恰相反，我要说的是，主权问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提的那么有力，因为，主权问题已不再像16、17世纪那样，需要从主权理论中推导出治理艺术，相反，鉴于治理艺术现在已经存在，并且在不断传播，主权问题需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形式和制度形式，什么样的法律基础，可以被赋予构成国家特征的主权。

　　我们按年代顺序读一下卢梭的两个文本就够了。在《百科全书》他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我们看到卢梭提出治理艺术问题的方式，他指出（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个文本非常有特色），“经济”（économie）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家之父对家庭财产的管理[19]，但是这种模式不再被接受了，即便它过去是有充分根据的；卢梭说，现在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指的不是家庭的经济，他甚至没有明确提到重农学派，以及统计学或人口的一般问题，卢梭看得很清楚，这个转折是由以下事实构成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有一个全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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