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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法学的知识谱系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www.zuowenw.com快乐阅读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11 | |||||
| 本文《后现代法学的知识谱系》关键词：法理学论文,免费论文 尔说：“语言之中只有差别”。[20]索绪尔因此把这种研究语言的差异和语言的结构语言学称为“共时性的语言学”。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观点是：首先，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指明了“词”与“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切都是人为的、偶然的。其次，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指明了语言的本质是整体的语言系统，而不是个别的言语。语言的差异性也说明了一个词的意义不是靠本身来明确的，而只有在与其他的词语的差别中、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确认个别的词语的意义。语言的结构和词语之间的差异才是语言的本质。 这样，结构主义语言学至少引起如下的方法论上的革命：其一，延伸结构主义的方法至其他人类文化制度的分析上，可知任何单个的原子事物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而事物之间的关系才是本质性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事物的本质深层结构。事物的本质既然在于其深层的结构，那么传统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就要转向这些深层的结构问题。[21]这引起了此后的哲学家纷纷研究人类社会制度的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兴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阿尔都塞（L.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语言精神分析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等。无论这些作者是否承认自己被贴上的结构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的标签，在方法论上，他们都受到了结构主义的感染。其二，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理性主体”、“单子”、“自我意识”等等都是近代哲学虚构出来的。这其实预示了后现代哲学中的“主体离心化”的问题。[22]其三，由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原则，推论到一切人类的符号现象，那么其实所有的文化制度归根到底都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特定的文化是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由此可见，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任何知识都有其地方的合理性。如此，西方所谓的启蒙话语的元叙事必然要被瓦解殆尽。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社会学正是“语言任意性”这个逻辑的延伸。 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以后沿着两条路线继续发展。（1）在语言学和符号学领域以及在文学批评中，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语言学家萨皮尔、布龙菲尔德、乔母斯基把结构的观念彻底地贯彻在语言学研究中，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包括托多洛夫、雅各布森、格雷马斯等人，发展了索绪尔的任意性、共时性语言学思想。[23]最后由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完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2）二战之后至60年代末，法国的部分学者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应用到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贯彻到人类学的研究中，认为人类的许多制度如亲属关系、神话的深层结构就是语言结构，文化制度本质上就是语言制度。[24]另一位结构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则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他通过仔细的研读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结构主义，例如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强调使得生产者、分配者等“主体”概念失去了中心的位置。[25]雅克。拉康把结构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创造了语言精神分析学。他吸收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分，指出精神分析学所说的潜意识是以类似于语言结构的方式建构起来的。[26]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应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文科学主流之一，与现象学、存在主义鼎足而立。通常认为 ，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法国的发展（即上述的第二条发展路线）最终产生了后结构主义。 2.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在法国达到了高潮。但是由于结构主义内在的缺陷导致结构主义很快就被新一代的学者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人超越了。尽管这些后结构主义人物深受结构主义的熏陶，有的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或者阿尔都塞的学生，但他们对结构主义的不满，如同拒绝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样。 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它是一场“言说”压抑“书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说出来的语词是说话人的思想，而书写只是对言说的模糊再现，难以达到思想的沟通。[27]因此西方哲学从古至今充斥着种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如主体/客体、我思/我在、声音/书写、在场/不在场。索绪尔对语言进行的能指和所指的二分法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延续，索绪尔虽然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是他仍然认为能指和所指一旦对应起来之后，便固定了语词的意义，而德里达则认为能指的意义在无穷的游戏变化中从来就是不确定的。[28]他说：“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地赋予所指以意义。”德里达将这种意义的生成过程称为“撒播”（dissemination）。[29]另外德里达还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把自然与文化对应起来，其实也是一种二元论的形而上学。[30] 结构主义者主张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都可以归因于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底层结构，这样的结构适用于一切人类历史社会领域中。福柯对这种普适的结构主义抱着极端的怀疑态度，他反对这种僵硬的结构理论，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理论。福柯前期的作品《疯颠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已经展现了他独特的知识考古学的魅力，最后在《知识考古学》（1969）一书中他对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进行了集中总结。 知识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科学知识话语得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揭示支配特定历史时期各门科学话语的无意识的认知结构，“某一时代人们无法摆脱的思维结构”，用福柯的术语说就是“知识型”。[31]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不同，知识考古学取消了思想史中的主体的地位，在搁置了主体之后，直接审视说话者（主体）隐退之后留下的那一知识空间。在祛除主体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考古学具有结构主义的色彩。但福柯明确地划清与结构主义的界限。他说：知识考古学不是简单的把结构主义的方法移植到认识论的历史中，[32]它也不满足于历史地展示话语的共时性结构，[33]如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那样。结构主义仍然维护连续性发展的历史观，而知识考古学恰恰热衷于发掘各门学科话语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非连续性、差异和断裂现象，“考古学只是力图认真对待这些差别；力图理清这些差别，确定它们怎样分配，怎样相互包容，相互依附和相互隶属，它们属于怎样的不同的种类，简言之，就是要描述这些差别，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它们的差别的系统。”[34]通过对差异的话语现象的审查和研究，福柯勘定了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科学发展中的几次知识型的断裂。[35]可见，结构主义的历史观是线性的、连续的，而福柯反对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在内的所有的线性历史观。 罗兰。巴尔特是一位横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家。巴尔特早期追随索绪尔，力图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一切文化现象的批评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遍的符号学。他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就把语言学的概念和原理扩展到符号学的分析中。[36]在《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中，巴尔特出色地发挥了索绪尔的语言的任意性理论，指出生活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人类用来交流和沟通的一切符号都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任意的文化约定。由此他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既然人类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任意的符号现象，那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一种意识形态。[37]巴尔特很快随着法国思想界在1968年之后的转型，走向了后结构主义。自1970年出版《S/Z》以来，他的后结构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时期他的理论重点转向文本的问题，提出了“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的两种写作方式的区分。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它强调作品的意义唯一赋予者是作者，读者只有接受作者的单方意义宣告，而后者的写作概念是解放读者，驱逐作者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作者之死”。所以巴尔特说：“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38]在后期的著作《文之悦》（1973）中，巴尔特倡导阅读文本的愉悦在于赋予读者以最大的自由来阅读文本，从而彻底解放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所指对能指的束缚，摧毁了符号和语言的意识形态的特性。[39] 通过以上介绍的几位后结构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否承认这个标签）的学说，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法国思想界通过批判结构主义，最终结出了后结构主义这个迷人的思想果实。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历史原因当然是多样的，但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就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事件。1968年波及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革命，使得西方学术界开始彻底地反思西方人文科学的合法性。法国思想界在经过二战之后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洗礼后，认识到传统学说和学科建制的意识形态性，最终以更加激进的理论取代以往的学说。[40] 后结构主义虽然是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是对结构主义自身一些矛盾的克服，所以尽管后结构主义大肆批判了结构主义，但没有结构主义就不会产生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后结构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快乐阅读网《后现代法学的知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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