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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下）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www.zuowenw.com快乐阅读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11 | |||||
| 本文《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下）》关键词：法理学论文,免费论文 机会成本、处罚成本三大方面成本中的任何一个成本上升时，潜在的腐败分子将会发现从事腐败活动无利可图，这就导致腐败的供给下降，即腐败行为较少发生；反之亦然。这一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各种反腐败的经济分析，提出各种对策，但本文只讨论高薪这一变量加入该经济学模型时，会对腐败导致何种成本上的变化，以试图得出腐败行为是否会因高薪的实施而在数量上受到影响，以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高薪养廉制度的有效性。 2、高薪养廉变量分析假设其它变量不变，且被处罚概率不为0，当“薪俸增高”这一变量加入到上述三方面成本时，我们就可发现一些变化。首先，对于预备成本而言，由于我们上文论述过的高薪养廉可以带来公职人员精英化的附带利益，要成为公职人员必须投入更多的预备成本，这种成本可以反映在受教育、受培训、更激烈的竞争导致更多的进修费用等等方面。其次，对于机会成本而言，高薪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既不导致成本增加，也不导致成本减少。第三，对于处罚成本而言，高薪主要是对因腐败者资格上的被剥夺，而导致预期利益的丧失起作用，薪俸越高，被剥夺公职人员资格后丧失的预期利益也就越多。另外，高薪还间接地对腐败者经济上的剥夺起作用，由于高薪可以使公职人员积累更好的财物，则一旦因腐败被处以经济上的惩罚时，也将有更多的财物失去。当然，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证实，但是我们还是侧重于认为一个有较多财产的人会比一个身无分文的贫穷者更不愿意失去自由或生命，因为那将使他失去更多的享乐。因此高薪将直接和间接地导致处罚成本的提高。 于是我们可以说：高薪养廉在预备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这就是对高薪养廉在抵制腐败中所起的作用的法经济学结论。 那么现在对此分析提出批评的人马上会指出某种“事实”，即使在高薪的情况下，并非所有的公职人员人都趋向于清廉而放弃腐败的企图。腐败者或者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或者面临未曾预计到的情形，比如说在受贿时并没有考虑到被判处死刑的情形。如果此观点成立的话，是不是可以证明高薪并不会对腐败成本造成影响、并不会养廉呢？并非如此。如果某人坚持认为进行腐败行为的数量不会受其成本影响，他就是隐含地否定需求规律。实际上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将平均腐败者与边际腐败者混为一谈了。所谓边际腐败者是指这样的人群，他们是潜在的腐败者，但是有可能向不实施腐败行为转化，也有可能向实施腐败行为转化，游离于两端之间。我们可以大致地把公职人员分成这样的三种人群：一种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实施腐败行为的，第二种人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实施腐败行为的，我们无论采取或不采取任何预防或激励或惩罚措施对这两种人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第三种人是有可能实施腐败行为也有可能不实施腐败行为，他们的行为趋向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这第三种人群就叫边际人群，也就是决策学上的边际点，任何决策都是针对边际点作出的。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并不需要所有潜在的腐败者了解或对实施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变化作出反应，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边际腐败者是对更高的腐败成本作出反应，那么腐败的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本文前面引述的古今中外的大量资料表明，这种边际腐败者的群体事实上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本文的结论仍然有效：高薪养廉制度使腐败的成本提高了，它将导致腐败数量的下降。 （四）高薪养廉的局限性我们从人性的私本质、人的需求层次和法经济学三大理论视角论述了在权力社会中，采取高薪养廉制度是有助于廉政建设，对抵制腐败是有作用的。但是高薪养廉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它并非天然地就是反腐败的利器，也不是想实行就能实行了的。 我们在上文论述中已经反复指出，权力之所以趋向腐败，是由于权力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人性的私本质和权力的异化可能性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高薪养廉制度对权力的稀缺性和权力的异化没有影响力，它仅仅是针对人性的私本质而提出的。同时它在解决人类私本质在腐败
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下）高薪养廉的内在局限性是指高薪养廉制度本身对廉政的促进作用或腐败的抑制作用所具有的局限，具体表现为： 首先，高薪养廉制度对法制建设具有依赖性。高薪养廉要发挥较好的养廉作用，必须依赖于严明的法制，它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反腐败的功能。从上文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无论是高薪养廉作用于预备成本还是作用于处罚成本，它的效果都需要与“被处罚的概率”相乘的。这个概率是大于0而小于1的一个数，这个数就是法制严明程序的集中反映，法网越是严密，腐败就越容易被发现和处罚，以腐败者来说，被处罚的概率就越高，反之亦然。所以高薪养廉的效果会被法制严明与否成倍地放大或缩小。这不但是理论上的推断，而且我国历史上的成败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上文提到的高薪养廉在清朝雍正年间高薪养廉起到了较好的效果，而到了乾隆年间，同样的高薪养廉制度却起不到同样的养廉效果，关健就在于惩治腐败的法制开始废弛了。不难设想，如果任何腐败行为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当然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因为“被处罚的概率”可以接近于0，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等于0），高薪养廉的预期效果就将丧失怠尽。而只有在被惩罚概率无限接近于1时（同样只能接近 ，而不可能等于1），高薪养廉的效果才能被发挥到最大。 其次，高薪养廉制度无法防大贪。因为高薪养廉并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入手，所以它只能对腐败起到一定程度的预防作用，只能从数量上抑制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而从质量上看，大贪、巨贪却难以受到高薪养廉制度的抑制。因为高薪养廉只是提高腐败的成本，却不是消除腐败的根源，那么尽管它可以减少腐败的总量，但是对于个案来说只要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的成本时，腐败就仍然会滋生。例如从行贿者的角度来看，在高薪养廉制度下，他要取得相同的行贿效果，就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财物，这可能会阻却一部分行贿者，但是当收买公权力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所需要付出的行贿成本时，他也会乐意多付一部分财物，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又由于无论怎样的高薪，与现在已经查获公布的那些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的犯罪数额均无法相比，所以在这些巨额腐败的诱惑面前，高薪养廉的作用就较难显现了（当然也并不是说就此毫无作用）。 而高薪养廉的外在局限性是指要实施高薪养廉制度所受到的限制，主要表现在： 首先，高薪养廉制度的实施有赖于机构的精简。在机构臃肿、冗员繁多的国家是无法实行高薪养廉的，否则将导致国家积弱，财政耗尽而养无用之人的严重后果，因此这些国家的高薪养廉制度的实施，必须与机构改革的进度同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其次，高薪养廉制度的实施与国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一个贫穷的国家是无法支付高薪给其公职人员以养其廉的。 五、高薪养廉与我国社会制度 （一）对我国实行高薪养廉的辩证认识我国是否适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这至今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根据本文的所有论证分析，我们试图就此得出一个比较现实的结论。我国有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情，与高薪养廉有关的基本情况是： 我国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公职人员人数众多，冗员现象严重，从1980年上述公职人员476万人，经过18年的发展，到1998年人数达到了1079万人，[92]增长了126.7%，翻了一翻多，这些人数还不包括我国其它国有行业中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而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则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原来需要由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的经济生活改变到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了，因此公职人员的人数不但不降低，反而以如此大的幅度上升，实在是没有什么合理性。资料表明中国在解放初时，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600，而到了1988年时是1：34，[93]更不要说目前的状况了。因此本届政府决心进行机构改革，目前仍然在进行中，但是从进度和实际效果来看，困难都比较大。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整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GDP）飞速增长，1980年是4517.8亿元，1990年是18547.9亿元，1995年是58478.1亿元，1998年是74772.4亿元，1999年是79522.8亿元（以上均以当年价格计算）。[94]1999年是1990年的4.3倍，是198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快乐阅读网《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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